而且对自己内部那些威胁到组织完整性的成员也会毫不手软地杀人灭口。受到哥伦比亚毒枭的尊敬本是令人生疑的赞誉,可是安东尼奥·菲埃瑞却引以为荣,在残忍和狡诈方面他与南美的伙伴相比毫不逊色。
后来的话萨拉都没有所进去,她纹丝不动地坐着。她感到恐怖,感到愕然,感到恶心。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的震惊情绪渐渐有所缓解,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是她那番经过推敲的言辞成了这件事的导火索?是因为她所说的话,还是属于偶然巧合?她不得而知。不过,如果她的猜测和怀疑不错,那么卡塔尼亚不会是唯一遭到横死的人。 后来几天,萨拉索性把这事置之脑后。每天早晨,她都骑上杰克马厩里的阿拉伯/柏柏尔良种公马,在安杰洛的指引下,到山上去转它几个钟头。回来后,她就躲进花园不露面,美美地睡个长长的午觉。时间的流逝是以一日三餐以及报纸的到来为标志的。 忽然之间,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她现在怎么成了多疑症患者了?她将烟头踩灭,站起身来,低低地骂了声“他妈的”,然后转身朝针线街、朝英格兰银行走去。 护照验证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很快做出了反应。几天来他一直记着对她的描述:高个子,很漂亮,头发和眼睛均为褐色。他看见她面带忧伤,情绪低落地排在队伍里朝他走来。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在向前走着,他心跳不由自主加快了。他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是犯了大事。她被列为重点注意对象,这通常指的是恐怖分子和在逃要犯。 回到家之前她一直没去看信封里放的是些什么。到家后,她坐在写字台旁,用刀子切开信封,拿出来看了看,是3,000英镑。她把钞票放回信封,锁进写字台的抽屉,3,000英镑开支。派什么用场呢? 回到交易大厅后,她在交易台之间随便走走,聊聊天,抽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到4点钟,她已经挺不住了。她必须在她那点可怜的自我控制崩溃之前离开。她走到自己的交易台前,关掉电脑,拿起手袋,以她能调动的最愉快的语言说了句“再见”,转身准备离开。匆忙间,她险些撞到洲际银行首席执行官卡尔·海因茨·凯斯勒身上。平常凯斯勒难得到交易大厅来。她急匆匆地说了声“对不起”,身子一闪从他边上走了过去。他望着她离去的背影,看了看表。 会散了,政治家们和银行家们鱼贯而出,高速电梯疾驶降至底层。黑色防弹轿车迎候在那里,发动机排出的尾气污染着空气。一旦坐到有色玻璃后面,那些在公开场合的笑容便藏敛起来。 会议结束后,萨拉滞留在会议室里没有走。等其他人都离开后,她立即给行长家里拨了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她又给他的办公室打。那边也没有人。到8点钟的时候,他的秘书接了电话。 会议室里的阿诺特给4位不同的经纪人打了电话,从每位经纪人那里买入1亿英镑,沽出美元。他说话时压低了嗓门,嘴唇靠在送话口。他把自己安全地关在紧闭的门后面,故而没有人能偷听他的通话。 机长跳到跑道上,与在外面迎候的一位男子一阵寒暄。那人满头乌发,皮肤黝黑,穿着一身藏青色制服。他对机上下来的两位旅客笑眯眯地说:“欢迎到摩洛哥来。”摩洛哥!萨拉心里颇为好奇。她走下三个阶梯,踏上跑道后立即感受到阵阵热气。 即使理性的大脑向她展示出各种选择方案,好像她可以有所选择,她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 几分钟后,飞机在一个小候机楼前停下。一位身穿制服的驾驶员从飞机前面走过来,笑嘻嘻地问萨拉旅途是否愉快。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仿佛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声音。“是的,谢谢了。”她说得文静而有礼貌,可是别的话一句也没说。那人笑笑,招手让她跟他走。她站起来,却站不大稳,腿上的肌肉像棉花一样,不听她的使唤。她觉得浑身倦怠无力,不由得扮了个苦相,驱使自己向前,跟着身穿制服的人朝前走。雅各布跟在后面,见她像个受伤的孩子似地朝驾驶舱旁边一扇刚刚打开的门走去。 几分钟后她睁开眼,眼前一片混乱。司机把车停在国王路进人韦林顿广场的交叉路口。广场上设置了警戒线,里面全是警车和消防车。她看见有一幢房子在燃烧。透过广场中心的树木,可以看见滚滚的浓烟。起火的房子在广场的另一侧。她看不清门牌号码,但她顿时觉得一阵揪心的难受。她已无须再看。 几个小时之后,这三个杀手悄悄进入昏暗潮湿的夜色,走上伦敦的大街,因为他们要先去看看各自的目标。 |